这十位公民，来自不同领域，却有着共同的梦想：建设新农村！
在他们心目中，新农村是美丽富饶的，团结和睦的，蓬勃向上的，自由民主的，充满歌声和欢乐的。
他们为这样的理想而行动：
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生活，建设家乡；
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为农村送人才送观念送技术，帮助农民成立自己的互助合作组织；
建筑师要让八亿农民都盖得起美观环保的生态房；
艺术家像雕琢作品一样经营清洁美丽的生态村；
城里居民积极推动城乡联合，提倡城市社区支持农村。
他们的行动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将农民资源有效组织起来，唤起农民的希望和热情，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解决农村问题。
他们的探索卓有成效：农户资金互助，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一个个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脱颖而出，农民的公民意识、自治意识正从这些尝试中觉醒。
他们的实践推动着一场社会运动。也许中国农村的命运，真的会随着这些先行者的足迹而改变。

本刊编辑部

郑冰：农协从跳舞开始

郑冰开始组织农民，是从办农技培训开始。郑冰开农药店时，发现村民们因为不懂农业科技知识，花了很多冤枉钱，于是她自掏腰包，请农业专家来给乡亲们培训。几次培训做下来，老百姓学到了知识，农技中心收入也直线上升。
有一次，郑冰去武汉探亲，看到很多妇女在街头跳健身舞，就想到村里妇女消磨时间的方式，不是打麻将就是议论东家长西家短，能不能也把她们组织起来跳舞呢？
回村后，郑冰就去妇联请了老师，在自己院子里教村里的妇女跳舞。慢慢效果出来了，村里有男人谢谢她，说媳妇自从跳舞以后就不骂人了。郑冰听了挺高兴，发现农妇们开始起了变化，过得比以前充实、快活，不会再为一点点家里长短就和丈夫吵架。那年春节，村里文艺节目特别丰富，别村妇女来看了，都说“这村的女人没白活”。这话触动了郑冰，选出骨干去周边村教，30多个村的妇女都跳上了舞。
之后，郑冰又鼓动妇女们学习，学着电视里的样搞辩论赛，学普通话，渐渐有了眉目，固定了几方面学习内容：一是搞技术交流，谁种田种得好就请谁讲经验；二是搞家庭教育，请关系好的婆媳到一块儿说体会；三是搞文娱节目，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唱歌。2003年元宵，郑冰拉着她的队伍走上永济街头跳舞，妇女们的精神面貌让观众们也深感振奋。慢慢地，男人也加入了妇女们的活动，妇协就变成了农协。
2004年初，北京来的记者临走时跟郑冰说村里太脏了，郑冰又开始琢磨，村里脏，是因为路不好。她把大家召集起来，发动大家修路，宣传这是全村老百姓自己的事情。绝大多数村民被动员了起来，成立了村建理事会，每家分片包干，剩下的由农民协会修。如今村里不仅修好了路，还在每条路上放置了垃圾箱，成了干净整洁的“文明村”。
郑冰还想把土地集中起来经营，通过合作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但是资金和人才的缺乏，使之一时难以实现。不过郑冰不气馁，她有一句口头禅：“我今年37岁，等我73岁，怎么也成功了。”

杨云标：从不掩饰愤怒到学会微笑

1998年从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后，杨云标在西安一家律师楼做了半年。
一次从西安回家乡，嗅出了乡间的破败颓废之气——这个人均只有一亩地的贫困村，农民负担每年居然达到三四百元。村干部仗势欺人，村民连领取汇款都要被盘剥5块钱。
当时他25岁，特别容易愤怒，就写信到阜阳市颍州区反映“乡村干部加重农民税费负担，工作作风恶劣”。不出几周，村镇干部就开始给他“穿小鞋”。27岁，他带着盖了300多人红手印的联名信，反映村干部贪污的问题，打出“安徽农民告官”的牌子，结果在阜阳市街头遭遇非法羁押。2000年10月，省委督察室派员来到三合镇。几个月后，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共挪用公款贪污7万多元，集体被撤职。
在实践中，杨云标认识到，农民个体维权效果小、成本大，而集体维权则更理性、更有建设性。2001年3月份，杨云标决定联合各村维权骨干成立“农民维权协会”。
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杨云标被选为村会计。从“在野”到“执政”，他看问题有了新的角度。他要和邻居、被拉下马的原村委主任修好，因为他要改变的是“个案背后的东西”，而不是让哪个干部下台那么简单。他的理想——微笑着建设。
2002年8月，杨云标作为惟一的农民代表，受邀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和香港亚洲交流中心组织的“中国乡村建设论坛”上发言。2003年7月底，中国农大、北大等高校20余名大学生支农队员，分别从北京、上海、武汉动身，前往南塘村进行“大学生—村民共建学习型乡村社会”活动。在活动中，大学生帮助杨云标成立了老年协会。
2004年5月，杨云标成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首期学员，北京一些学者在山西等地的试验启发了杨云标。他回家创办了合作社，走合作建设的道路。
7年了，从一门心思把作恶的村干部拉下马到自己成为副村长；从愤怒维权，到组织成立合作社，帮农民低价购买化肥，尝试种植有机蔬菜，杨云标也从一个愤青般的热血青年进入了而立之年，开始变得沉稳而平和。
杨云标认为，对抗不是目的，让弱势群体的意愿得以实现才是根本。

刘老石：像石头一样蹲在农村

刘老石自从听了温铁军的一场讲座，就觉得找到了人生方向，从此进入农村，一发不可收拾。他还把名字都改了，改成老石，意喻从事新农村建设之意像石头一样坚定。
刘老石在乡村建设项目中主要负责两块内容：一是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每年寒暑假，他都要组织动员全国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村参与农村建设，宣传团结合作精神，促进农村发展，六年来参与支农的大学生已逾万人；现在又进一步开始规模化地培养新乡村建设人才，在全国各地招募乡村建设英才。二是长年下乡进村进行调研和试点，深入探索建设新乡村建设之道。经他直接推动建立的合作组织试点已经达到30多个。2006年，在他推动下，全国各地七家优秀的合作社组成合作社联盟，取名“国仁绿色联盟”，农民郑冰、王继伟是联盟带头人。
“文化切入，精神培训”，是刘老石组织农民的有效手段。他的这一思路在中心试点村之一——山东鱼台县姜庄村的试验中获得良好收效。姜庄村干群矛盾曾经非常突出，2003年5月，在村民马宜场等人带领下，姜庄村罢免了村委会成员，以后一直没有村委会。2004年5月，村里农民带头人接受乡村建设中心培训，随后中心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也一同进村，共同对村民代表进行培训，帮助村民建立基本组织。随后，当地文艺演出队和老人协会建立起来，还建起文化大院，组织了一百多人的秧歌队。跟着，合作社也办了起来，展开各种经济活动，收益良好。现在，姜庄村从文化生活到经济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村子洋溢在歌声和笑声中。
刘老石企盼的新乡村是个透着理想、浪漫和温情的综合体：像大家庭一样，不管贫富，都要团结和睦；不管是否有好的生活，都要有志气；要有歌声和欢乐，要有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学习协会、文艺演出队、经济合作社……
他想让农民朋友们团结起来，依靠农民的力量，克服困难，解决农村问题。
他一直非常骄傲他的团队。他说：“我的团队都是志愿者，他们用最低的报酬做着我们时代最壮丽的事业。”

谢英俊：八亿农民都盖得起房

谢英俊是名与众不同的台湾建筑师，不同就在于他不只盖房子，也做与人相关的工作。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谢英俊被邀请为灾后仅剩280多人的邵族重建家园。这次重建是谢英俊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谢认识到了文化在建筑中的重要性。他在为邵族重建家园时，不仅为他们提供栖身之所，还出于文化上的考虑，在设计中增加了举行传统祭典仪式的祭场，每户人家都有专门摆放祖灵篮的神龛。房屋建好后，许多邵族人翻出压在箱底的民族服装，举行隆重的传统入厝仪式，大宴宾客，彻夜狂欢，族群意识空前增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重建得到了大量义工协助，他们的参与不仅加快了建筑速度，提高了建筑质量，还大大降低了建筑成本。正是在此基础上，谢产生了“协力造屋”的想法：协力造屋，将建筑去工具化，去专业化，让建筑回到使用者手中。
在一次演讲后，有朋友建议他将协力造屋推广到大陆，谢英俊欣然接受。他发现，中国农民非常重视建房，但建一所房子的钱可能需要一个农民攒一辈子。他深感这样花钱太冤枉。按照他的设计，除开建材成本，盖房只剩了劳动力的支出。如果一个村里准备建房的人组成一个合作社，互助建房，那么花两三万元就可以建一所漂亮的房子。这样一来，只要有劳动力和劳动意愿，任何人都可以盖房。而且，通过盖房，可以让合作机制延伸到农村基层建设，如修沟渠、修路、修水库，可以跟社会经济各种条件结合在一起。
谢英俊要在八亿农民中，以建房为契机推动一场社会运动。
谢英俊认为，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个行业，但是，“技术问题恰恰是需要我们建筑师有所作为的地方，如何让它更开放，没有专利，让更多人参与，让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都能盖房子，那才是建筑师的本事！”

张淑香：毛主席的话还管用

张淑香是吉林省梨树县夏家农民合作社社长，她创办的合作社的事曾经震动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吸引了加拿大友人，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演播室。大名出了，大奖也拿了：2002年6月，她被全国妇联授予“双学双比”女能手荣誉称号；2003年10月，她被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加拿大合作社协会授予“优秀合作社推广工作者”。
2000年4月8日，张淑香在梨树县组织起第一个以妇女为主的合作组织——夏家村农民合作社，她当选为理事长。张淑香是当地较早的养殖户，尝够了单打独斗做生意的不容易。她自行将几户养殖户联合一起，初步尝试了合作经营之后，发现了联合的好处。“一根铁能粘几根钉？”张淑香用最朴素的语言道明了办合作社的动机。她办合作社的经验是：“像毛主席所说的，必须依靠群众，民办，民管，民受益。”合作社吸引了许多群众，人们向往富裕生活，很希望借助合作的力量过好日子。
这个合作社首先为养殖业开拓路子：实行饲料统购，统一消毒灭菌，将产品直接卖到加工企业，这样成本减少了，利润增加了，夏家村的养殖业很快发展起来。
合作社也为种植业创造条件：张淑香组织人们统一到正规的种子公司批发优质种子，质量可靠又节省资金，入社农民再不用担心上当受骗。
张淑香在社员中提倡协作精神，她要求加入合作社的成员必须成为甘愿奉献的带头人，不但自己致富，还要帮助更多人致富。社员邹云飞加入了合作社，但因为家贫，发展项目有困难，张淑香和大家一同帮助她购买7头仔猪，帮助她建猪舍，赊给她饲料，只用了两年时光，邹云飞家就发展起了养猪业。
5年时光过去了，合作社成员生活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2004年，合作社总收入1300万元，拥有流动资金130多万元，社员每户增加收入5400元。
由于张淑香等人成功建立新型合作社的示范带动，去年，农业部专门在武汉召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会，并着手制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法。党和政府正在重新致力于推动农村合作社这项伟大工程。

邱建生：做晏阳初的传人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称为打造新农民的“黄埔军校”。邱建生是学院创办之初唯一一个常驻学院的管理人员。为方便工作，邱建生干脆把媳妇也接来了，小家就安在校园里。毕业不到十年，这个福建山村里考出来的大学生，又把家安到了农村。
2003年春节，一直着迷于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的邱建生和十几名大学生来到河北定州翟城村进行调研。他们在住地贴了一副对联：“仰先贤平民教育诚可嘉，看今朝乡村建设慨而慷”，横批是“继往开来”。
这副对联吸引了村支书米金水。米金水一直想打晏阳初的牌子，他说：“晏老在这里搞过试验场，我们的村民都很怀念他的作为。你给我们村办学校，可以给你提供很好的条件。”随后，邱建生开始为此事奔波，找到了农民问题专家温铁军，与几个关心农村问题的热血青年一起，把学院办了起来。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旗帜鲜明地提出继承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打出“知识农村化，农村知识化”口号。以邱建生为代表的学院创办者们积极探索建设新乡村的途径，协助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组织文艺队，建立学习小组，开展卫生教育，传播农业科学，关注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民生活工作在一起，向农民学习，谋求与农民一道解决问题。
邱建生说：“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希望自由的农民都能在自由的土地上，幸福地生活。”

孙君：让五岁娃也学会垃圾分类

孙君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画画却改变了他的命运，将他带向了环保。1997年，北京地球村（中国著名民间环保组织）的人请他画环保宣传画，在此过程中，他感悟到环保可以赋予艺术新的形式和内容，从此与环保结缘。
在北京市延庆县堆臼石环保村（又称地球村）项目中，孙君开始了他的环保生涯。在这个项目中，地球村“绿色生活、垃圾分类”的理念被提上日程，在农村实行垃圾分类。半年之后，村里的树上有鸟，枝头有果，田间地头能听见驴叫，村里搞民俗接待的收入翻了一番。从这个项目开始，孙君把环保知识注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与生产之中。
2003年8月，孙君应襄樊地方NGO和政府的邀请，先后21次前往当地进行考察与实践，最终与NGO、政府、专家和民众一起，商议将五山镇作为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农村的试点，并为该试点建立了一整套生活与生产方式、建设与公众参与、文明与农民信仰相结合的系统方案，称为“五山模式”。
“五山模式”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市场为媒介，由民间环保组织推动和策划的全面合作。它由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将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通过垃圾分类、中水回用、生态农业及衣食住行等实际运作，传递给政府和农民，是政府、农民、NGO合作的一个典范。
“五山模式”的核心在于，先生活，后生产，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让老百姓回归优良传统，抛弃落后的观念，改善生活。
孙君说：“文明不注入平平凡凡的生活，不能在平常人的生活中体现，文明就不能称之为文明。”
现在，在五山，村里妇女会这样埋怨自己的孩子：“你这娃子，怎么像城里人一样，垃圾到处乱扔……”
湖北五山镇堰河村的书记闵洪艳曾专程来到北京感谢孙君：“现在，我们那儿连五岁小孩都知道垃圾分类了，整个村子变得非常干净！”

据《新华网》报道，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长安分局在7月7日举行的揭牌仪式上，向辖区内的医院和药店收取“赞助费”，少则几百，多则上万。该局局长称“赞助费”缴款都是自愿的。8日，西安市药监局召开紧急会议，责令长安药监分局在3日内查清所收全部款项，并及时退还。

应该说，医药部门向下属企业暗示“孝敬”，这已经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社会现象了。医药企业与药管部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交换，在这个领域，医药厂家、医院、药贩子，药品审批部门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药管部门每年从各个医院药店获得名目不同的多方“赞助”，同时也往往对医疗乱收费抱着纵容和默许的态度。这应该说是一个由来已久、近人皆知的“潜规则”。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是靠质量、价格、服务来竞争，而是靠贿赂取得优势。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利益。

“潜规则”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在不破坏现存的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为部门和官员个人牟取私利：首先，在权钱授受双方形成默契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不好查处；同时这种“心照不宣”的互动也为双方保留了“面子”，毕竟这不是“抢劫”；而一旦潜规则曝光，上层官员也可以扮演一个“嫉恶如仇”的角色，通过对个别事件的处理，一方面可以震慑具有相同行为的官员，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重新恢复社会对体制自我纠错能力的信心，从而使得统治得以维系下去。

但问题在于，“潜规则”的“显性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潜规则的背后，是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人们对利益的欲望在不断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只有升级加码、而不会自动缩减。在今次事件中，长安药监局如此“明火执仗”地要钱，无非是因为在一些部门官员眼中，所谓“潜规则”中的“潜”或者“暗示”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了，因此才会有这样急赤白脸的公然“索取”。这已经不是“索贿”这么文质彬彬的词所能涵盖得了的行为了，因为贿赂还有一个“羞涩”的利益交换的过程，受贿者也要为行贿者办事。而在这次“赞助费”事件中，收礼者并不为送礼者谋取私利，所以其性质是“权力寻租”，或者是权力威迫性收礼，这种肆无忌惮的凭借权力公然索取的行为，只有古代的“买路钱”或者黑社会的“保护费”可以与之媲美。

在政治实践中，当能做不能说（至少不能公开说）的“潜规则”逐渐“显性化”时，这个社会就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潜规则”与“显规则”的公开对决。因为，随着“潜规则”逐步走上前台，必将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下级政府的以权牟利的行为只会有增有已，而上级政府将会越来越失去对下级政府的控制；二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为的处理不力，是对“潜规则”的鼓励和认可，这将使得建立在“显规则”基础之上的上级政府和整个体制的合法性都不复存在。在今次事件中，由于法律缺位（我国《刑法》第385条只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但对于“部门索贿”却语焉不详。）上级部门也只是要求长安药监局退回款项，而无法做进一步追究。对公然索取贿赂的官员只让起归还款项，这样的处理显然不能服众，由此，人民对于体制的信心以及遵守“显规则”的信念也将进一步丧失。

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分界。就是因为三家分晋意味着礼、名、分的破坏：春秋列国虽相攻伐,尚无公然越礼乱纪篡逆之事,君臣大义尚存。但面对三晋的公然无礼要求，周天子不但不痛斥、以及号令诸侯挞伐，反而纵容非礼、庇护不义,连“君臣之礼”这表面的功夫也不做了，既然如此，各诸侯国又有什么理由再去做这表面功夫呢？于是从此天下大乱，战国的时代开始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回顾和反思的：当那些可做不可说的“潜规则”，有朝一日堂而皇之地走上政治生活的前台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

唐昊

2006-7-9

居住问题是个大问题，它关系着社会安定和安居乐业。首先是安居，然后是乐业，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人生根本性的大问题。
说到居住问题，你就首先看 “安”字，它是一个宝盖下边加上一个女人的“女”，宝盖的含义就是房子，女人呢，有了女人就意味着家庭的完整。有了房子和女人，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构成了，社会细胞就建立了。有了这样一个社会细胞，社会才能够走向安定。
南泥湾的359旅后来在王震将军领导下解放了新疆。进新疆后，毛主席给他们任务就是屯垦戍边。一批大老爷们，都老大不小了，怎样屯垦戍边？王震就在全国招女兵，这批女兵到新疆后就和兵团战士成家了。十万大军才在戈壁滩上安顿下来，然后一代一代兵团战士在那儿落地生根，才有了今天新疆的安定和谐。
从历史来看，凡是有志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这样一些人，都是把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当成他们的社会理想。最典型的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孙中山的老三民主义和后来的新三民主义、天下为公、“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也包含着解决人民居住问题的理想。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吸引许多知识分子到延安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说得稍微细一点，这种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平等社会，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地方住、没有剥削和压迫。他们牺牲了个人的利益，为了大众的利益在奋斗。“取得政权以后自己要住多大的房子？”他们想都没想。当时的生活很艰苦，居住条件很简陋，但是他们朝气蓬勃。
建国初期，干部的居住条件还是比较差的。开始，军一级和兵团级的干部，也不过就是100多平米的房子；师一级的干部，就是住两、三间房，几十平米。后来国家的分配制度从供给制逐渐发展到“薪金制”，干部从一级到二十几级，工人分八级，等级就逐渐拉开了。
后来有了住房标准。团一级的干部也就是几十平米，师级干部也就是几十到一百多平米，军以上的干部就是一百多平方米。再到后来，住房的标准不断提高，正部级干部大概二三百平米，相应的军级干部住房也就200多平米，标准整个提高。
80年代，有一批革命老干部离退休。师级干部的住房最开始也就是九十到一百平米左右，后来团级干部就达到了这个标准。现在处级干部的住房从条规上仍然还是90平米，相当于部队团级干部的水平。但从实际居住情况来看，许多干部都超过了相应的职级居住标准。这样，参加革命晚的干部就比建国前参加革命的离退休较早的同级干部居住条件好。而有关方面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尽管这感觉有些不公平，但咱公平的说，这些老同志基本上都住着国家的公房，通过房改都把房子买下来了，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现在真正面临大问题的，是后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的住房问题成了主要问题。如果他们当时不在国家机关或者国营大厂工作，而是在基层或者街道的一些小厂，当时没有条件建房也没有享受到公房分配的这些人，他们的居住成了大问题了。
住房是一面镜子，我们通过住房的面积和豪华程度，把能够把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看得清清楚楚——有的人住着高级、豪华、舒适的房子，他们的主卧室、主浴室、大浴缸、按摩盆，还有游泳池、阳光屋、按摩床，都是高级的，无与伦比；另一方面，有些人处于城市边缘地带，自己捡了一些砖头或者木棍、木板搭了一些简陋的窝棚，还要经常受到有关部门的清理。
造成这些分化的原因正是对市场迷信和私有制迷信的结果，对按资分配放纵不管的结果，这样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就形成了严重两极分化。住房在这样一种大氛围中间，进入两极分化的过程。有些人住的房子非常非常豪华，一套房子不止，有几套房子，甚至有别墅；而有的人干脆分不上住不上。这个不平等越拉越开。
随着大学扩招，大学生就业问题进一步尖锐化，越来越不好找工作，而且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连年不断下降，这些年轻人的居住问题越来越难。他们如果跟父母住在一起的，现在还有地方住，但是要结婚成家的时候，要搬出来单独立户，就面临了住房问题。
很多年轻人远离父母，到遥远的地方去谋生。他们的收入被不断压低，住房问题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据我所知，他们的工资从100、200元开始，北京80％的年轻人的工资都1500块钱以下，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也只占20％。他们要吃饭，要穿衣，要打电话，要坐公交车，要租房子住，非常艰难。他们没办法买房子。没有房子，他们又怎么谈恋爱。这么点的收入怎么结婚，又怎么抚养下一代，又怎么敢生孩子？明天怎么办？
中央提出来要建设和谐社会，那我们的当局者就要思考，这个社会如何才能够安定，这个社会如何才能够和谐。年轻人属于我们社会的精壮力量，他们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社会如何安定？
作为一个老红军的后代，我觉得我父辈们非常了不起。他们参加了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他们的革命理想是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当然包括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他们把这副重担交给我们这一代人后，社会上有些人放弃了革命先辈们建设理想社会的追求，迷信市场，迷信私有制，追求按资分配，使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实际上是革命先辈们追求的社会理想成了空想。我觉得需要做深刻的检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一年钢的生产能力是1700万吨，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我们今天每年生产好几亿吨钢，这个生产能力和过去相比是天地之别。这些生产能力只要能够公平分配，每个人基本生计问题是不难得到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你按照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和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来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呢，还是按照为少数人谋利益、少数人利益为先的价值理念来组织和安排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
有些人占有很大的房子和私家花园，甚至有些不仅占有一套，还有好多套。整个社会资源和财富就这么多，中国的土地就这么少，农田就18亿亩，自然给我们提供的条件也就这么多了，有的人占有过多，必然导致其他人占有的少，甚至干脆占有不上。所以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必须对过多占有的人——说不。
要对过多占有的人说不，就先要对造成这个社会后果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说不，就必须对私有制迷信和市场迷信、按资分配理论说不！那些积极推行这些理论并排斥其他理论的社会精英，应当对今天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

罗秋林诉国资委：

有责任心、公益心的市民才是一个城市最宝贵的财富。

《市民》杂志五月号 陵儿（广州） 网址：www.shiminclub.com

有人称廖冰兄为广州的“业余市长”，冰兄则称自己是“公关老爷”。他自1990年75岁从广东省美术家学岣敝飨闹拔裢讼吕春螅恢泵挥星逑泄担骸笆郎匣褂心敲炊嗳宋垂虾萌兆樱约壕筒桓医蚕硎埽揖醯孟硎芫褪鞘茏铩！
冰兄自嘲“耳聋善听小民声”，暗示自己天生好管“闲事”——与老百姓休戚相关的事。这个艺术家更多时候是婆婆妈妈的“众人管家”。先冰兄看到传媒吹捧自己的报道，总是不好意思，后来他说：“我发现被人吹捧也有好处，可以利用名气为小民百姓办事。”也许这就是一个艺术家成为“业余市长”的初衷吧。这个不在其位也偏要谋其政的“业余市长”在“履职”期间，与几任真正的广州市长之间的互动，也曾为人们津津乐道。

“不能在人民疾苦面前闭眼”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还是自行车的王国，冰兄家住广州的人民北路，粳常路过一处自行车保管站。他看到保管站里一条铁链锁住好多部车，少说也有三四十部，铁链又长又笨重。保管车的老大娘手持一串锁匙，有人来取车，就得拖着长长铁链去开锁，好麻烦。冰兄觉得这对大娘来说很不方便，就四处打听这是哪儿主管的，居然被他找到了主管部门。他向管事人论理，建议把长链截成短链，果然被采纳了。大概是因为人家知道这人是廖冰兄。以后冰兄再经９苷臼保吹嚼洗竽锟辞崴啥嗔恕Ｋ艿靡猓芸模芤洗竽锎蛘泻粑屎谩
人家“以权谋私”，冰兄以名为他人谋利。他经帮一些素未谋面的弱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忘记自己已八十出头。只要能扶贫解困，冰兄乐意写写滑滑，名曰生产制造“擦鞋纸”，给人拿去公关疏通。冰兄觉得，为了帮助弱小而用自己拥有的名气进行“名权交易”或“名钱交易”，比那些谋私的“权钱交易”光彩多了。
如此助人其实令冰兄既高兴又生气。生气的是，为什么小人物往往求助无门？最典型的事是：越秀区有个不幸的家庭，母亲患过小儿麻痹症，女儿17岁了，小时因病成了植物人。父母收养了另一女孩，可到了上学年龄还未能入户。家里经济困难，要读高价书，更是难上加难。母亲拖着瘸腿多年奔波于派出所、公安局、区街办事处、民政部门之间，该跑的“衙门”都跑遍了，也未能为第二个孩子解决户口问题。冰兄得知此事，一直放在心上。偶然一次机会，有人请他赴宴，据说其中有位新任广州市公安局的书记想见见廖冰兄。冰兄脑子一转，正好有事相求，于是欣然应约。这个“公关老爷”出马，果然是吃人一顿饭，解决了一个家庭的困难。公安局书记指示户籍处处长过问此事，女孩的户口很快办理了，而且是在2000年的春节前夕，使这个家庭解开愁云，过了个多年未有的愉快春节。冰兄去看望这一家子，看到这家只有部很旧的黑白电视机，又急着要买一部彩电送去。后来，委托大女婿办了这事。在他走出这家门时，发现派出所居然离这里不远，冰兄哭笑不得，气愤地问：“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这家庭的困境这么多年没解决，管辖这区域的派出所是做什么的？”冰兄感到很痛心：名人如此有用，其实是国家的悲哀！冰兄之所以忙，就因为他无法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业余市长”的由来

1995年，广州市政府筹建广州艺术博物院，拟内设“廖冰兄艺术馆”。市文化局与当时广州市美术馆领导一行人上门来郑重向冰兄陈述意向。冰兄眉头皱起来了，因为他有他顽固的惯性思维——什么都首先想到国家和人民。
他把建艺术馆与办教育比较，就激动起来，不理会来者一番好意，一吐内心所虑：“宜闶裁矗棵挥鞋家，蛘甙熏都家烧光，也不会亡国，可要是没有教育，教育上不去，中国就要被开除‘球籍’，中国还不富裕，花钱建艺术殿堂，不如拿来发展教育。中国人办事喜欢发烧，60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发烧，现在建大厦建什么馆也发烧，怎么不来一回办教育发烧？”
当文化局领导对他讲清楚是建标志广州文化、文博事业的艺术博物院，“廖冰兄艺术馆”只是其中内设的一个展厅。他才表示理解：“哦，好啦，既然你们是要建‘公厕’，有我这么一坑，这还可以接受，如果是专门建廖某一个什么馆，那就万万不能。”
另外一次，副市长姚蓉宾与文化局领导来向冰兄拜年，感谢冰兄捐出了毕生重要的作品。冰兄又趁有市长在场的机会，倒出他对社会种种弊端的忧心，比如应禁止向中小学生开放戏机室，是什么部门发牌照的？广州哪些建设搞得好，哪些问题要解决。灯鹄淳屯劾餐劾补夭蛔≌ⅲ欠莶傩木⒍负跻兆乓话鸦稹Ｍ吹奈幕指本殖こ掠里显谝慌猿蜃,觉得很好玩,戏称冰兄为“业余市长”。
2000年9月23日，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了。开幕式后，市长林树涩等人步入“廖冰兄艺术馆”。“业余市长”遇到市长，有好多话急着要说。冰兄“逮住”了林市长，提议那个计划投资8.5亿的歌剧院不要建了质魃表示听取这意见。随后，一记者赶到，冰兄心情很激动，对记者说：“嘿！我今天最高兴的事，就是听到市长说歌剧院目前不建了。”好像放下了一块心头大石。
9月24日，广州各大媒体都大篇幅报道广州艺术博物院揭幕的消息，而《新快报》聪明的编辑凸樟烁鐾洌帽止匦囊彩堑笔惫阒菔忻窆匦牡娜让呕疤庾龃蟊晏狻豆阒菘赡懿唤ǜ杈缭毫恕罚碧獠攀恰豆阒菀帐醪┪镌鹤蚱鹣蚴忻窨拧贰Ｄ谌萏岬剑骸傲卫弦恢狈炊曰ň拮式ǜ杈缭海谛矶喑『隙脊炊哉饧事，也曾向有关部门写过一封长信。他认为现在国家还不富裕，应该把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刃上，建歌剧院不现实，演出少，昂贵的票价也不是老百姓可以承受得起的。”

“有什么唔识就来问下我啦。”

曾是广州市副市长的陈绮绮，当年分管文教卫生方面的工作，廖冰兄与陈绮绮初次见面就开玩笑：“咦，我猜你一定因为是什么无党派人士啦、专业（医务界）人士啦、女士啦、海外归侨属共产党统战对象啦。叮粤耍拖癯磕俏逦都堋汀⒀巍⒔础⒋住⑻牵哈，五味俱全，样样都合乎要求，你就糊里糊涂当上这个副市长了吧？其实睇你都唔似（不像）个做官的料啦伲徒心恪逦都堋昧恕！卑Γ≌飧雎滑家开玩笑真够尖酸刻薄的，开口就得罪人，幸亏陈绮绮够大度，被‘得罪’得还挺开心的。“业余市长”还加一句：“市长妹，今后有什么唔识（不懂）就来问下我啦。”
陈绮绮后来专门请冰兄为她画烁雎画瘛Ｂ画衲玫绞郑络茬补室馕时郑骸盎阏馐浅蠡业男蜗笱剑　北止哈大笑，回应说：“心灵美就得啦。”
到了2003年，退休的陈绮绮还认领了冰兄家的小狗。事情起因是冰兄家的小保姆喜欢小狗，养了只小狗叫沙沙，沙沙太调皮，追着人玩，一个冷不防就跑来抱住人的脚。冰兄家人生怕小狗绊倒老人家，还考虑到冰兄近年经常入医院，哪还顾得喂养沙沙。小保姆也明事理，只好割爱。陈绮绮得知此事后大发慈悲心，上冰兄家来领养了沙沙，解决了冰兄住院的后顾之忧。

“扶贫状元”与“扶贫秀才”

上世纪90年代末，陈开枝虽已是广州市政府飨阒萑艘廊幌肮叱扑率谐ぁ０蠢硭担邮姓府退到市政鞋工作，担子可以轻松些了，可陈开枝还是那个人称“跟住陈开枝，做死都唔知”的陈开枝。
陈开枝以扶贫著称，冰兄常看关于陈开枝广西百色扶贫的报道，总为之动容。他见到陈开枝就说：“你是在位忙人，我是不在位的忙人，你是扶贫‘状元’，教我做个扶贫‘秀才’好不好啊。”
陈开枝与冰兄心心相印，陈开枝到过冰兄家，见冰兄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他在“廖冰兄从艺70周年展”开幕时盛赞冰兄：“‖‖已87岁高龄的他还心系广大人民的疾苦，坚持做着许多惠及社会、惠及群众的实事，其德可谓如兰之馨。”
2004年冰兄与油滑家陈舫枝开水乡滑展。陈开枝对冰兄的事情总是很重视，开幕那天，他老早派了个秘书在广东美术馆门口守候，一见冰兄来了，秘书就赶忙打电话通知正在市政鞋大楼开会的陈开枝。几分钟后，陈开枝赶到，一见冰兄，便抢过冰兄轮椅的把手，推着冰兄绕场参观，走到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景埃着两个小人，陈开枝风趣地说“这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啊”。逗得在场观众都笑了，陈开枝推着冰兄走了一圈，到了展厅门口，他拱手向冰兄作揖告辞了，又匆匆跑回政府舐ゼ绦帷
冰兄常把扶贫状元陈开枝挂在嘴边。今年初春一天，正午睡的冰兄骤然猛醒，仅听见他说“陈开枝来了”。他挣扎着起床，全然忘记了自己早就摔断了腿，他推开被子，整整衣领，拍拍衬衫，好像要下床去，叨唠着“陈开枝来了，陈开枝来了”，他要出客厅迎接。家人忙扶冰兄起床，艰难走出客厅，他睁大眼睛问：“人呢？人呢？陈开枝来过，走了？”冰兄一脸茫然。冰兄真是夜有所思（他Ｍ砩鲜撸沼兴巍６嗄昀幢志杩罟嬉鸦ì不少了，2004年又成立了廖冰兄基金会，老人还是想着把剩下的积蓄交给陈开枝扶贫。

[编者后记] “业余市长”越多越好

无论从经济结构、还是文化传统上来看，广州都是个市民社会非常发达的城市，由此也形成了市长与市民之间更加平等、更注重交流的氛围。也只有在这种氛围下，像廖老这样“爱管闲事”的“业余市长”才能与真正的广州市长们良性互动。曾有一次，一位书记看到廖冰兄走过来，知道这位“业余市长”比较“麻烦”，于是连忙“闪人”，弄得别的市领导忍俊不禁，这种“家常”景象说明了广州市城市氛围的轻松和谐。说到底，城市的发展，不但是市长们的职责所在，每个市民也要负起责任来，而那些真正的市长们也只有在与市民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才能更好保持城市的和谐与活力。我们希望像廖老这样关心公益、积极参与的“业余市长”越来越多。毕竟，一个城市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高楼大厦，也不是歌舞升平，而是一群有责任心、公益心、热爱这个城市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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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杂志社 2006年05月18日13:45 作者：庄礼伟（广州）

巅峰讲词：从哈佛到耶鲁
中国领导人在外国大学的演讲词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庄礼伟（广州）

中美关系逐渐进入良性互动的迹象之一，是双方领导人到对方国家做正式访问时，一般都会做一场面向青年学生、基调非常友善的演讲：1997年11月，江泽民在哈佛；1998年6月，克林顿在北大；2002年2月，小布什在清华；2003?2月，温家宝在哈佛；2006年4月，胡锦涛在耶鲁。
到哈佛、耶鲁这样具有三百年以上校龄的美国文明胜地发表演讲，中国领导人都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并且都成功地打动了美国听众。对于在信息传播方面处于守势的中国来说，这种场合也是一个难得的与美国人民对话的机会；同时，精彩的演讲词也给予国人良多启示。

从“国际互动”到“国内互动”

过去中外领导人互访，会后只是简单地发个新闻公报：“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坦率地交换了意见。”现在，中国高层政务活动透明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至于现场直播的演讲、回答听众提问、接受媒体采访等等，都将是中国领导人必做的日常功课。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登台伊始，就遇上了SARS疫情和孙志刚事件。当时中国政府严厉要求媒体提升透明度，对人民的生命安全负责。这应当说是开了一个好头。直到现在，大家都很怀念那时的振奋感。同样地，在胡锦涛、温家宝对美国听众发表颇具个性的演讲和回答提问时，我们同样受到了鼓舞——我们的领导人既然可以面对面地接受外国师生的提问，当然更可以、更有必要面对面地接受中国老百姓的提问。中国政治透明度指数的提升，可以从这些细节开始。
因此我们祈盼，这些坦率的、面对面的互动，不仅在外交场合出现，也能够在我们的国务活动、地方政务中广泛出现。《市民》杂志2006年3月号的《德国国会大厦：一座亲民的“大会堂”》一文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政务向民众公开，并不能直接影响政府议案的通过或否决，却是“尊重人民为国家主体”这一宪政要义的重要体现。
作为大学里的一位教员，笔者也希望中国领导人有空来中国的大学举办公开讲座，回答师生们提出的问题。当然，笔者也希望中国各级政府的领导人都能常常来到各种公众场合，和与老百姓“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坦率地交换意见”。

“了解是信任的基础”

当今世界，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人民根据一定程序进行的挑选和委托。作为人民的领导人，权为民所授，利为民所谋，就不必对自己的行踪、想法讳莫如深。而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其实也能谅解：领导人不是神，可以有语误、读错字，甚至可能在接受老百姓询问时暂时回答不上来。这些都不要紧，领导人只要态度诚恳、办事负责任、了解民情后回去马上抓落实，就足以赢得老百姓的信赖。
胡锦涛主席在耶鲁说得好：“了解是信任的基础。”这句针对中美关系的话同样可以用在中国的国内事务上。现在政府与百姓之间也存在一些不了解，百姓对政府中事不能问，不敢问，想问也问不到，那么官民之间的信任从何建立？如全国人大的网站，到现在内容才丰富了一些，但代表们的提案往往只有名称而无具体内容。如果说人大代表的主要功能是代表民意、创制法律、监督官员，那我们老百姓也有必要来监督这些代表我们的人。如果全国人大连代表们提案的具体内容都不告诉我们，那我们又如何能够确认这个机构是在代表我们、为我们办事？
当中国越来越工业化和全球化，当中国领导人在国外的政务活动深深契合开放与多元的时代潮流，我们有理由期待我们自己的政治文明也会有长足的进步。

“从历史流变角度” 看问题

胡锦涛主席在耶鲁演讲时提到：“今天，我愿从中华文明历史流变和现实发展的角度，谈谈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前进方向。”这确实是思考中国发展道路的两个好角度，中国的发展道路除了认同各种普世性的人类价值之外，还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½¬泽民在哈佛演讲时也强调“从历史文化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那么，什么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真相？
“从中华文明历史流变”来看，中华民族确实有精华值得继承，但我们也得承认，自从秦始皇终结了百花齐放、多元竞争的战国时代，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大一统遗患太多、思想箝制太多、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匮乏等等历史包袱或先天不足。另外，邓小平曾强烈批评的计划经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内的“权力过于集中”，则是我们中国晚近的一个传统。
国内一些学者在总结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时提到中国有以民为本的传统（如《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但这并非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以民为本的说法，仍是一种居高临下、“爱民如子”的心态，是“爱民”的“仁政”与“我是你爸爸”这种政治等级逻辑的结合。“君命不可违”才是主流。
还有一些学者屡屡向外国人宣传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其中早就包含了人与自然界相统一的内涵。但“天人合一”的主要意思不是“人与自然界相统一”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与动植物、生态环境没有多大关系，而是高高在上的天命、天道、天意等等；而天子承天命以御天下，只有在皇帝身上才找得见“天人合一”。因此，“天人合一”的主要内容，除了认识论上的“天人相通”，便是蓄意为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制造一个合法性借口。
如果我们要让外国人从历史和文化来了解和认识中国，就必须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真实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如果我们要顺利向前发展，就必须正视存在于历史与文化中的种种糟粕。

没有信仰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从“现实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发展理念。在中国的现实发展进程中，有些领域和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和难以控制，例如权钱交易、官僚与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关系，例如贫富差距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历来以道德、礼义自诩的国度，道德空洞在不断扩大。中国的经济总量上来了，并不能一俊遮百丑。我们有很多现实问题，而这些问题与我们包括体制瓶颈在内的各种发展瓶颈有关。
我们应追求可持续发展：不保护环境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同样，不保护人权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此外，我们还必须为自己找到信念、信仰，没有信仰和敬畏的发展同样是不可持续的。2005年5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题为《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的文章，该文以公元1000年时全球最繁荣城市开封的衰败历史提醒美国人不可骄傲。其实这个告诫对现在的中国也是管用的——如果只是陶醉在种种“增长”辉煌或发展泡沫中而无视我们的诸多先天欠缺、增长陷阱、发展扭曲，那么衰退和灾难也会出现在我们前面的航路上。

“尊重多样性，尊重自由”
——来自领袖的承诺

最后，中国领导人在国外的公开演讲中曾多次提到要尊重人类文明的重要性（如胡锦涛在耶鲁：“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温家宝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发展”）。
这些都是非常精辟、非常理性的认识。当然，我们不会把上访村、收容制度理解为是可以接受的一种“人类文明多样性”。事实上，正是在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坚决废除了收容制度，并且正在努力探索完善民意表达渠道的办法。
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对多样性的追求不仅是针对全世界而言，也可以针对一国内部的状况。如果说尊重文明多样性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前提条件，那么尊重个体的自由表达、尊重人们的多元选择，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条件。
中国领导人还多次在国外的公开演讲中描绘了中国的发展蓝图。例如胡锦涛在耶鲁提到：中国将在未来15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他强调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温家宝在哈佛演讲时也提到，要“尊重和保障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自由”。
当我在广州家里看到电视在播送这些权威演讲时，我最深切的体会是：中国领导人在外国大学演讲时，他说的不是漂亮的外交辞令。因为他所面对的，不仅是外国听众，他的演讲词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编辑：康熙来）

市民杂志社

■本刊编辑部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然而，毫无疑问，人性最有光彩之际，就在他冲破旧有枷锁的那一刹那。
多少年来，人的角色近于“依赖者”：弱者依赖强者，民众依赖君主，个体依赖上苍。依赖者得到暂时的安全和秩序，代价则是长久地放弃自由和尊严。他们的名字是——“臣民”。
1620年，当“五月花号”乘客在上帝面前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个民众自治团体时，一种全新的“市民”精神注定影响深远。如一位学者所言，“它体现了这样一个信念：即人民自身，不依赖外在机构的指引，能够自主签定公约，开创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
在人类社会中，是自由人的联合，才造就了市民精神。这是全人类共享的普世财富。
2006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令人感奋。他指出，“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中国公民的我们认为，这不是领袖讲给外国人的说辞，而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庄严承诺。这些话里，也包含了我们所理解的市民精神。
在我们看来，这个时代，“市民”一词至少具有三重含义：
一是“城市居民”。告别了“一盘散沙”的农业社会，市民在城市进行高密度交往，带动了社会的质变。平等、自由、民主观念都在城市中产生。在当下中国，越来越多的市长已认识到，不仅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是市民，但凡生活与工作在城市里的“乡下人”、“外国人”，也是广义上的市民，他们有权利、也有必要参与对城市的共同治理。最近，从北京“出租车调价听证”的各方争议，就可以看出市民意志的上升，市民力量的壮大，城市管理者不可再以掌握草料与皮鞭的“牧者”自居了。
二是“市场经济下的公民”。在英语中，市民与公民就是二而一的“Citizen”，不像在汉语中断成两截。作为国家主人，公民应有自由和独立的人格。虽然这在启蒙时代就被奉为神圣目标，但历史表明，只有财产权得以确立，才有办法驱除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主奴关系。同时，每一在经济上独立的个体，必然会要求相匹配的政治、社会地位，以保证自由不受侵犯。从这个意义来说，市民不能不是公民。而也只有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人人畅所欲言，既服从多数又尊重少数的和谐社会。
三是“全球公民”。在一种欠缺自信与交流的封闭系统内，人更易被金钱与权力所奴役，更易受狭隘的国族中心主义的劫持。要破除之、超越之，就要有更大的胸襟、更开阔的视野。全球化时代，因着技术、贸易、文化的频密交流，新的“全球市民社会”的意识正在壮大，它使我们增强了对所处星球的责任感，更增加了我们对别的文明、别的族群的尊敬、爱心和一体感。
是的，市民。
我们愿意骄傲地称自己为市民。
在我们看来，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之所以可亲可爱，之所以值得流连与居住，不仅仅因为它的富庶、繁华，更因为居住者有着自尊自信、宽容友爱的品质。归根结底，一座城市的精神，就是它的市民的精神。
我们强调这一点，是由于在我们时代，有一个真理不容否认——文明的价值，全在于尊重个体的价值.

(博客中国编辑注：此处五月为06年五月)